尊敬的许嘉璐委员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
大家上午好！我要讲的题目是《汉传佛教与民族性格》，请大家给予指教。
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前，华夏民族已经有了自己的共同的性格特征。比如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等，形成了自己的名言和象征的体系。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对华夏民族性格的影响是深远的，同时，佛教的形态也同这些元素有着极其重大的这种关系。佛教是一种理性的宗教，这决定了它的包容性。只要人们在内心当中与佛陀的觉悟相契合，那么它外在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灵活多样的。一个佛教徒，首先，希望佛法能够久住世间，把纯正的佛法能够传承下来，这样众生才能够得到解脱的希望。其次，佛教徒也感念父母、乡亲、乡土的恩德。因为这是哺育他心灵的摇篮，形成了他的一整套的语言体系、思维的模式，代表这片土地上许许多多人的生存、生活的状态。他由报恩而希求佛法，来利益这片土地的人民。他所弘扬的佛法一定是与乡土文化相符合的，是符合民族性格的。
华夏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汉地原有的文化与佛法的融合，产生了八大宗派的辉煌成就。中国的祖师们渴望符合佛陀的本怀，他们的创新、发扬是在寻根溯源的过程当中的个人的体悟，这些体悟又符合佛法的根本的精神。佛教传入中国与本土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那么华夏文化对佛教的顺利地在中国这片大地上的扎根、生存、融合，那么又进一步呢，影响了我们汉传佛教的整体的面貌。那么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强调的是主客二元的对立，人和物的对立，人和自然的对立，乃至种族与种族的对立。因此西方的文化善于划定事物的边界，以清晰的概念来把握事物的本质。我们华夏的民族的文化没有非常清晰的概念的思维，那么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常常是具象的。古代的一个字常常就是一幅画，要在画的情境当中体会出那种意味来，因此常常是在流动、变迁的过程当中去体悟事物的精神。中文句子的意味，也不像西方的语言一样由格和语序来决定，而是由字与字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基于语言的特点，那么我们就比较缺乏逻辑学、语法学的思考，也不善于抽象的思辩。可以说西方人的思维是近乎科学的，而我们的思维常常是近乎玄学的，那么这也并不是说我们的思维方式落后。恰恰相反，近代西方认识论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几乎都是围绕着主客对立的方式来展开的，这种概念的划分很容易造成一种对“原初境遇”的机械的割裂，而束缚了人们灵性对事物的感知。从佛教的观点来看，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的事物都是众缘和合而有。名言概念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增益执。修行的目标就是要破除这些增益执，达到内心自由解脱的状态。然而概念作为一种施设，它所描述的现象本身秩序井然，不能因为否定了概念，而否定了概念所指的宇宙万物。
禅宗有以指月的比喻。万物固然没有自性而非概念，却需要借助概念来辅助我们对事物的理解。而中国人思维的一些问题，正在于概念思维的薄弱，很难去理解、超越具体情境而存在的抽象的秩序。那么在佛教里头，中观学以思辨来指出思辨本身的局限，破除对概念的执着；而唯识学则指出这些概念有效的范围，以及如何通过这些概念来观察概念背后的诸法的实相。那么这两种方法都是以概念思维来达到它的反面，领悟非概念的终极的存在。那么中国人以非概念思维为我们的特长，而禅宗的思维将这种方法发挥到极致，以非概念的思维去破除对概念的执取，所以思维方式与印度的佛教显然不同，它们的悟境也不一样。这样禅宗就能够在中国极为盛行。
为什么中华民族有如此大的包容性？张岱年先生在《中国文化概论》当中认为中国地形复杂多样，很早就出现了畜牧、狩猎、采集、冶矿、手工业、林业各种的产业。农耕经济为主，多种经济的结构，扩充了中华民族的包容性，那么作为主体的农耕的文化是平和的。在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里，接近于欧洲全境的土地上面，各种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社会、文化等方面也有着很大的不同——齐鲁文化、三晋文化、楚文化、秦文化、吴越文化等等各个不同。那么人们也慢慢习惯于接受这些差异，并寻找差异的价值。中国儒释道三教的融合，比起人类文明史上其他的宗教的交流来讲，可以说是非常地深刻和普及的。在民间往往自发地采取一种混合主义的态度，一个人、一个家族乃至一个宗教团体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儒释道三家的元素混合起来。这种自发混合的现象在中国能够大量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三教都不太注重把信众组织成有体系的这样子的一个队伍；同时呢，中国的社会的主要结构是家族，而社会团体只是起辅助性的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对于相近而不同的理想，中国人不喜欢认真地思考，它们之间的差别究竟在哪里，更倾向于笼统地认为他们有着许多的共同点，乃至它们的一致性。那么这种混合主义显然是一种较为粗糙的融合；对于我们知识分子的层面，他们有更清晰的，这种交流的一些说法。首先是教义层面的参照对比，比如佛教最初的经典翻译当中，就采取格义的方式，因为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翻译的人首先需要熟读儒家、道家的经典，找出它们当中与佛教相对应的概念，用儒家和道家的语言体系、思维方式来阐释佛经，因此可以这么说，佛教的传入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与本土文化的交流。对话的方式，随着佛教的普及和研究的深入，对话的逐步加深，从名言概念层面深入到义理的层面。天台宗的智者大师用五常对应佛教的五戒，又以为佛、道二教都是圣人，托迹同凡，诲诱童蒙。圭峰宗密禅师认为孔、老、释迦都是至圣。在这种的思想下，一方面可以发挥异的作用，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发挥同的作用。三教的旨趣相同，化导不同的根机，然而教义的讨论还只是融合的开始，或者说它的前提。
中国儒释道三教融合最可贵之处是三教都能够以真诚、谦下的态度彼此学习吸收对方实质性、核心性的一些内容来不断充实自己的内涵。比如佛教把儒家的伦理实践和社会实践当作佛教修持的重要部分。很多高僧在弘扬佛法的同时，也很重视传授儒家的思想，道家的抱朴归真、自然无为的等等的思想。祖师们在讲授佛教教义的时候，也常常借鉴。而道教把佛教的缘起论、心性论，儒家的伦理实践也都纳入到自己的教义当中。至于儒家，历史上很多名儒或者本身就是虔诚的佛教徒。那么由此可见儒释道三家的融合在历史上面的一种盛况。
那么其实我们汉民族对佛教的发展也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佛教也深深地影响着汉民族的性格特点，那么其中有补充，但也有不少的创新或者说成全。那么它的成全和创新就是说，汉民族本来就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在佛教的影响之下，使他更加趋于理性。原来不够圆满、不够系统的地方，在佛教的影响之下，让它更加圆满，更加系统，并且向前推进和发展。那比如说，儒家里头的仁的概念，那么孔子并没有直接明确地说明仁是什么，只是就着弟子的根器、因缘去点拨。儒者的仁的实践基于当时的社会结构，也就成为一种等级秩序下有亲疏、差别的爱。那么由自身而外推，还是以自身为中心的？那么道家讲清虚淡泊，全性保身，也是偏重于自己对生命的这样子的一种体悟。墨家讲“兼爱”的论述，注重现实功利。佛教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将人文的精神发挥到极致。那么后来的儒者讲“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从中也可以看得出同佛教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那么道家也吸取了佛教的大慈大悲的观念。如全真派的创始人王重阳真人，认为人要成仙，仅仅修炼对自己有利的真功是不够的，还必须去实践救度他人的真行。那么佛教使中国人的宗教情怀合理地发展、表达、升华。同时呢，又能够进一步使汉民族的伦理体系进一步系统化、理性化。其次呢，华夏民族有着开放、包容的一面。但是我们在农耕文化里头的那种安土重迁的特征，如果长期没有同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动，就容易造成生机方面的不足，乃至思想方面的僵化的一些问题。
那么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知识分子们逐渐开始欣赏，佛教这种平和、深远的新文化，更多的将目光投向我们华夏文化以外的这种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南北朝的时期，佛教不仅仅是汉族的主流的文化，且在民族融合与交流当中也起着主导的作用。大唐盛世更是在这种民族文化融合的磅礴大势之下来临了。那么佛教促进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形成，在“夷夏之辨”的影响下，那么有些少数民族更倾向于皈依佛教。那么佛教慈悲、智慧、平等的品格也深深地印在他们的心底，也逐渐驯服了原本粗犷的民风。那么少数民族信仰佛教也是非常地虔诚，那么佛教还赋予他们信仰的力量，同时也赋予他们文化的自信。让他们能够平等地看待，理性地处理好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并且适应汉地的农耕的文化。
历史上面的辽、金、元三代都主要信仰佛教。那么金代受菩萨戒有名可查的达千万人之多，从此可见佛教这方面对我们中国的这种民族性格形成的一种影响是非常大的，也显示出佛陀中道的智慧已经超越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两极。
好，谢谢大家！